誘導性詢問( 1eading question)又稱“暗示詢問”，是交叉詢問中一種常用的發問技巧。所謂交叉詢問，是指由律師在法庭上對另一方證人或鑒定人等進行的盤詰性詢問。《布萊克法律詞典》的解釋是：“交叉詢問是在審判或聽證中由相反一方的當事人或者律師對證人進行的詢問，其目標主要在于瓦解對方證人的作證資格、降低對方證人的可信度或從對方證人證言中獲得有利信息，以支持本方的訴訟主張。”具體而言，誘導性詢問是指在刑事訴訟詢問中為了獲得某一回答而在所提問題中加以暗示被詢問者如何回答的內容，或者將需要被詢問人作證的有爭議的事實假定為業已存在的事實加以提問。

　　法庭詢問最精彩的階段集中體現在對證人的交叉詢問過程中，因此，這一環節被盛贊為基于查明案件事實真相所創就的最偉大的法律運作機制。而誘導性詢問正是交叉詢問中對證人進行盤詰的重要的常規方法o[1]交叉詢問的目的在于引導證人陳述出對己方有利的證言，因此，交叉詢問主要就是誘導性發問，并引導證人作出自己期望的回答的環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沒有誘導性詢問，交叉詢問這一環節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一)有關誘導性詢問的概念

　　誘導性詢問，是指提問者在問題中已經隱含了答案，因此限定了被提問者的答案范圍，從而可以得到自己期望的答案。面對這樣的誘導性詢問，被詢問者只需也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或者被詢問者選擇回答問題本身就意味著對某個暗含假定事實的承認。封閉式詢問一般被認為是誘導性詢問：封閉式詢問是以“是或不是?”“這個或那個?”開頭的詢問，在英文中一般是以do或1S開頭的詢問。被詢問者以“yes or no”作出回答。而開放式詢問是以“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什么人、發生了什么、為什么”等開頭的詢問，在英文中一般是以W開頭。這種詢問不具有誘導性。

　　美國法庭廣為流傳的經典之作是：在一宗謀殺案的訴訟中，原告請出了關鍵證人，該證人宣稱：他親眼目擊了被告人開槍和開槍后逃離現場的情景。這一證詞對被告人是致命的。而被告人的律師對原告的這位證人實施了連續發問：“在看到槍擊之前你與拉克伍在一起嗎?”“你站得非常靠近他們?…‘在寬闊的草地上?…‘在8月，樹上的葉子相當密實吧?”“你認為這把手槍是當時所用的那把嗎?…‘你能看到被告開槍射擊，能看到槍管等等情形?”將該證人的證詞一步步鎖定在“我親眼看到被告開槍射擊;槍擊發生在櫸木林里，離周圍居民點的燈光0. 75英里遠;我看到了槍管;我看到的這一切是借助于當晚的月光，當時是晚上10點”。然后，律師從大衣旁邊的口袋里抽出一本藍色封面的天文歷——慎重地從其中一頁當中念道：那天晚上看不見月亮，月亮要到次晨一點才升起。這位精明的律師就是后來的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這一精彩盤問中充分使用的就是美國法庭交叉詢問程序中經常使用的一種詢問技巧——誘導性詢問。

　　(二)誘導性詢問的作用

　　誘導性詢問的主要目的有兩個：其一，通過反對詢問，發現證人證詞的破綻，以達到證言無效或使陪審團、法官對該證言持有懷疑的效果。其二，從反對詢問中發現或找出有利于自己的事實。雖然對方提供的證人一般總是支持對方主張的，但如實作證的證人畢竟是案件事實的見證人(包括直接和間接)，因此，有可能從中發現或找到有利于己方的證言事實，變控方證人為辯方證人(在民事案件中則是原告證人變為被告證人)或者相反。而且，這樣的證人對于擊敗對方的主張還特別有利。精明的律師往往能夠從對方證人的證詞中發現對自己有利的證言，變被動為主動。

　　證人出庭作證的目的就是為傳召的一方所提出的主張提供有利的證言。此時作為交叉詢問的另一方有充分的理由對證人陳述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存疑。“英美刑事訴訟最值得借鑒的，應該不是什么主義或體系，而是在刑事訴訟中，他們對人性有比較深刻的透視。只要是人，就可能濫權，就可能怠惰，就可能麻痹，就可能犯錯，上述任何一種情形，只要在刑事程序中發生過一次，對卑微的人民或平和的社會，都會造成無法彌補的傷痛。不相信任何一個有權的人，是英美刑事訴訟制度的上位概念。甚至對無權的證人，他們也處處防范，所以有傳聞法則，而且與證人對質詰問是刑事被告憲法上的基本人權。”在證人對自己的證言或陳述已有一定的目的和預期的情況下，誘導性詢問無疑是發現偽證的有力武器。試想一下：如果控辯雙方在對對方證人進行交叉詢問時也不允許使用誘導性問題，那么，如何發現對方證人證言的虛假之處呢?再如，證人在法庭上的陳述與先前的陳述不一致時，發問者該如何組織問題發問呢?我們又如何辨認他的證言哪一處是真、哪一處是假?況且，記憶性誘導及對理解能力有限的證人進行的提示性誘導其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因此，在交叉詢問程序中，誘導性詢問通常是作用積極、高效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誘導性詢問規則

　　對于何種情形下禁止誘導性詢問、何種情形下允許誘導性詢問，在一些國家有明確的規則可供遵循。一般而言，大陸法系國家采取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由于在證據調查活動中采法官主導模式，證據是由職業法官來調查，法官必須審理一切，足以“自由地判斷證據”和去偽存真，故而大陸法系國家很少用證據規則，誘導性詢問規則便是明顯的例子。在采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大陸法系國家，詢問證人屬于法官或檢察官的職權，就一般情形而言，沒有以暗示方式導致證人進行虛假陳述的危險，因此沒有禁止誘導性詢問規則存在的必要。英美法系國家訴訟中的證據調查采當事人主導模式，法官只負責在調查行為發生爭議的時候行使對程序爭議的仲裁權力，為了規范控辯雙方的訴訟行為以減少逾矩行為、使控辯雙方能夠發揮互相牽制作用，防止誤導陪審團并為法官的程序裁決提供預定的標準，防止訴訟的盲目性、裁決的隨意性而導致的不公正，有必要確立一系列規則使訴訟雙方的爭訟得以順利進行并最終實現發現案件真實情況的實體目的。

　　誘導性詢問規則正是保證舉證和質證有利于揭示案件真相而不是遠離這些真相的一項重要規則，其主要內容是：(1)在交叉詢問中允許進行誘導性詢問：對對方證人進行反詢問時，可以提誘導性問題。因為幾乎不存在這種證人接受誘導性問題中所包含的虛假暗示的危險。(2)通常在主詢問中禁止進行誘導性詢問：在當事人主義訴訟中，證人被劃分為“控方證人”和“辯方證人”，控辯各方對本方證人的詢問即為主詢問。

　　主詢問“通常”禁止誘導性詢問，但對于非關鍵性問題，諸如證人的姓名、住址等無可置疑的非案件事實，以及為辨認某人或某物而提出的諸如“這是不是你見過的那個人”等問題，允許進行誘導性詢問，以避免在無關緊要的問題上虛擲時間，從而提高訴訟效率。另外，進行主詢問的一方進行誘導性詢問時，由于法官不主動干預證據調查，故若對方不提出反對，即表示對誘導的內容沒有爭議;若提出反對，則由法官決定問題是否有誘導性，即使問題有誘導性，法官也可以酌情準許向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以保證發現案件的客觀真實。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情況是允許誘導性提問的：(1)對鑒定人可以適用誘導性詢問;(2)在對與案件核心問題無直接關系的預備性或入門性事務、過渡性事務進行詢問時;(3)誘導性問題可以用于從一個查詢領域到另一查詢領域的轉換或連接;(4)當證人在主詢問中作出意外回答時，律師可以使用誘導性問題;(5)對理解能力有限的證人進行詢問時，包括未成年人、智力低下的成年人、使用語言表達有障礙的人;(6)對于那些記憶已經竭盡但顯然還掌握額外的相關性信息的證人可以提出誘導性問題，對那些答案就在嘴邊卻想不起來的證人，使用誘導性問題以喚起其記憶，在有些情況下是合適的。

　　(四)我國對于誘導性詢問的相關規定

　　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庭審方式作了重大改革，將原來的糾問式庭審方式修改為現在的控辯式庭審方式，引入了交叉詢問的庭審方式。由于我國刑事庭審活動原本采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法律沒有確立誘導性詢問規則以及其他與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相適應的證據規則，《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在保留職權主義訴訟因素的前提下吸收了當事人主義訴訟因素。為彌補我國法律缺乏周密的證據規則的缺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13條第2項明確規定“不得以誘導方式發問”。也就是說，在我國的法庭庭審過程中，禁止誘導性詢問。

　　由于對誘導性提問的禁止性限制以及對提問異議相關規定的欠缺，我國的控辯雙方在法庭上表現極不活躍，多數情況下還是以法官訊問為主。沒有對證人的反復的、對立性的詢問，也就無法達到通過交叉詢問揭示證人證言的不實之處、矛盾之處或疑問，以及查明案件的目的。以法官為主的詢問，勢必使證人證言的不實之處、矛盾之處更加容易被忽視，而法官可能基于對自己調查所形成的預見，不愿聽取控辯雙方的詢問，這對于查明案件真相顯然不利。因此，為了通過控辯各方進行質證和對對方證人的可信性進行彈劾的對抗，達到發現案件客觀真實的目的，法律應當允許在交叉詢問中提出誘導性問題。絕對禁止誘導性詢問的簡單化做法，表面上十分公正，其實并不科學，也很難行得通。

　　(五)結論

　　證人之所以被傳召上庭作證，通常是因為他能為傳召的一方所提出的主張提供有利的證言。但證人證言是一種具有主觀性、易變性特點的證據，加之證人與案件結果之間可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利害關系，這些都會影響到證人陳述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因此，通過詢問來確定證言的真實程度和是否予以采信，便成為十分關鍵的問題。使控辯雙方充分地詢問是法庭庭辯的根本，這不僅保護了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體現了原、被告雙方訴訟地位的平等，也是現代抗辯式訴訟存在的程序基礎，是當事人主義審判程序的重要特征。全面認識誘導性詢問的積極作用，是確立交叉詢問證據規則和正確運用這些規則的基礎。

　　我們不應當因為對誘導性詢問理論缺乏全面的把握和精密的研究，就忽視其提高庭審效率和揭示案件客觀真實的功能，進而對其進行全盤的否定。一律禁止誘導性問題，從根本上違背了交叉詢問制度的本意。應當看到：科學的設定包括誘導性詢問規則在內的證據規則，并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必將有利于避免我國司法的機械化、絕對化，有利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保障訴訟公正的順利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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