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南京刑事律師網的南京刑事律師帶來主題是關于：交易型受賄能否以“成本價格”確定數額標準問題，希望能幫助大家。

　　在交易型受賄數額認定基準上，刑法理論以及司法實踐中主要有成本價格論與市場價格論兩種觀點：成本價格論認為，應以成本價格作為交易型受賄價格認定的基準;市場價格論認為，應以市場價格作為交易型受賄數額認定的基準。另有意見認為，上述兩種觀點各有利弊，成本價格標準更易嚴格把握，市場價格標準比較符合法理，如按照成本價格標準有可能遺漏犯罪，但按照市場價格標準則有可能不恰當地擴大打擊面。因此，應綜合考慮兩種意見，即在賄賂數額的認定上，一般是以受賄時房屋、汽車等物品的正常市場價格與實際購買價格之間的差價計算。考慮到房屋、汽車等屬于貴重物品，降低幾個百分點的價格，其數額就可能達到數萬元甚至數十萬元，如果簡單地規定“以低于正常價格購買或者以高于正常價格出售房屋、汽車等大宗貴重物品”的，只要達到受賄犯罪的定罪數額起點，都屬于受賄犯罪的話，打擊面可能過寬。

　　成本價格論的理由如下：(1)從操作層面來看，如果一方面規定低于市場價格的可以認定為受賄，另一方面又規定優惠價格不屬于受賄，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和矛盾。因為優惠價格一般是低于市場價格的，如果承認優惠價格不屬于受賄，實際上就架空了市場價格的規定，并將該條規定的關鍵點落在了什么是“優惠價格”上。(2)從刑法規定來看，不宜將低于市場價格，高于成本價格的部分視為“他人財物”。優惠價格銷售實際上就是讓利銷售，讓利銷售屬于商品買賣中常見的促銷手段，而讓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對于每一個購買者都是不確定的，或者說，這種“利”只是銷售者可能得到的，但不是必然得到的，從理論上講，不宜認定為刑法規定中的“他人財物”。相反，以低于成本銷售給購買者的這部分數額不屬于讓利銷售中的利潤部分，而本來就是銷售者自己的財產，屬于財物。(3)以成本價作為標準便于操作。相關法律法規對于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和人員均有明確規定。房屋估價機構會根據委托人的評估目的和要求，根據不同時點，采用公開市場價值標準評估出房屋的市場價格和成本價格。而且，所謂市場價格肯定是在成本價格的基礎上才能算出。(4)從打擊面來看，以市場價格計算容易造成打擊面過大的不利后果。例如，在實踐中，以各種優惠價格購買房屋的情況相當多，往往優惠零點幾個百分點，其優惠總數額就有可能達到萬元以上，這些優惠價格很難說是針對所有人、部分人還是個別人，如要定罪追究，打擊面可能會比較大。

　　市場價格論的理由如下：(1)從符合法律規定并與有關司法解釋規定相協調的角度看，以交易形式收受財物，行為人實際獲取的好處是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以此認定受賄數額符合刑法規定，且與當前司法實踐的實際做法相一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第(一)項第1目規定：“流通領域的商品，按市場零售價的中等價格計算;屬于國家定價的，按國家定價計算;屬于國家指導價的，按指導價的最高限價計算。”該司法解釋雖然只是規定了盜竊案件中的商品價值如何認定，但法理是相通的，受賄案件中的物品的價值同樣應當以市場價值認定。(2)從情理的角度看，房屋、汽車以及其他物品的開發商、經銷商作為一個市場主體，所從事的市場行為是為了獲取利潤而非保住成本，成本是開發商、經銷商的實際財產，而利潤是其期待利益。這一期待利益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如果買賣雙方依照市場規律進行交易，期待利益就可以轉化為實際利益。正因為國家工作人員以權力為籌碼，才使相對人愿意將現實的期待利益作為交換的等價物。因此，作為期待利益的利潤理應成為受賄數額的一部分，以交易方式購房、購車等受賄應當以市場價作為構成受賄罪的標準。(3)從便于司法操作的角度看，以市場價格作為標準同樣可以操作，而且對于房屋、汽車等物品進行評估，得出其市場價格是目前的慣常做法。(4)從打擊面大小的角度看，現實生活中房屋、汽車等商品成本價格與市場價格差額相差太大，以成本價格計算有可能漏掉絕大多數這種形式的受賄犯罪，無疑會放縱犯罪，造成不好的社會反響。

　　受賄罪專業辯護律師贊同刑法學界的通說觀點，即以市場價格作為交易型受賄數額認定的基準，主要理由是：

　　第一，在《辦理受賄案件適用意見》起草過程中，有意見主張以“成本價”或者“象征性價格”作為計算基準。經研究，“成本價”或者“象征性價格”不當地抬高了此類受賄罪的定罪門檻，對于房屋等商品成本價和市場價相差非常懸殊，依此標準，很大一部分的受賄罪將不能得到依法追究，相比之下，市場價格更具實踐合理性，也更具包容性，市場價格波動較大的，可以通過專業機構對一個特定時點物品價格進行評估，得出一個相對確定、合理的價格，故《辦理受賄案件適用意見》第1條第2款規定：“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

　　第二，房屋、汽車以及其他物品的開發商、經銷商作為一個市場主體，所從事的市場行為絕對是為了獲取利潤而非僅僅的為了保住成本，成本僅僅是開發商、經銷商的實際財產，而利潤則是其期待的利益，這一利益通過市場規律的運作是能夠轉化為實際利益的，這也是市場主體進行競爭經營的價值。因此，在商品房銷售中，開發商理所當然的期待這種實際利益的取得。因此，作為期待利益的利潤理應成為受賄數額的一部分，以交易方式購房、購車等受賄應當以市場價作為構成受賄罪的標準。

　　第三，以市場價格作為受賄罪數額認定的基準符合刑事法治的要求，有利于嚴密刑事法網。打擊范圍的大小應是刑事立法之事，而非司法認定之事。凡是符合刑法規定的行為，都應該納入刑法的調控范圍。司法認定不能以打擊范圍過大為由而提高其入罪的門檻，這不符合刑事法治的要求。因此，如果在司法認定中以成本價格作為數額認定的基準，就會漏掉大部分這種形式的犯罪，有損刑法的確定性、必究性。

　　有學者認為，鑒于以市場價格為受賄罪數額認定基準存在不合理和不易評估的缺陷，在司法實踐中，傾向于將明顯低于市場價格掌握為低于成本價以下1萬元。其優點在于，一是可以準確核定和評估;二是明顯低于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我國刑法規定，受賄罪的立案標準為5000元，而將以交易形式受賄的立案標準掌握為1萬元，是基于以下考慮：一是對于房屋、汽車這樣的商品，經營者隨便讓利幾個百分點，數額就可能超過5000元，如果固守5000元的立案標準，行賄和受賄雙方的主觀故意不明顯，認定將出現困難。二是對受賄犯罪，目前的打擊重點是大要案，大案的標準是1萬元，將以交易形式受賄的立案標準掌握為1萬元，同時也符合“控制打擊面”的司法解釋出臺的本意。此種“成本說”的主要理由是：國家工作人員以低于或者等于成本價格的方式向請托人購買商品的，屬于明顯低買;國家工作人員向請托人出售商品，須計算市場價格與成本價格的差額，國家工作人員在成本價格的基礎上附加高于該差額2倍利潤的，屬于明顯高賣。

　　受賄罪專業辯護律師不贊同此種觀點，認為交易型受賄不能以成本價格確定數額標準，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辦理受賄案件適用意見》第1條規定的“明顯低于”和“明顯高于”并非形式判斷，而是實質判斷，“低買高賣”的參考標準，就是明顯高于或低于市場價格，強調的是市場價格而非成本價格，這充分體現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特點。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受供求關系的影響，成本價和市場價的偏差還是比較大的，高于或低于成本價格并不一定就高于或低于市場價格，這也充分說明，該條文是以行為人在市場體系中所能獲得的利益為構成受賄罪條件的。

　　第二，“成本說”提出明顯低于或者高于市場價格應當以成本價格作為認定依據，其實就是將司法解釋中的“市場價格”轉化為“成本價格”，國家工作人員以低于或者等于成本價格的方式向請托人購買商品的，屬于明顯低買;國家工作人員在成本價格的基礎上附加高于該差額2倍利潤出售商品的，屬于明顯高賣。這種觀點在司法解釋的基礎上進一步縮小了交易型賄賂的涵蓋范圍，而且在實踐中，房屋的成本價相對于銷售價往往還有巨大的空間。就交易型受賄而言，“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購買房屋不一定要低于成本價，以高于成本價但低于市場價或銷售價的價格向他人行賄的情形也是存在的。如果一律要求此類行賄必須低于成本價才能認定，那么實踐中很多交易型受賄將被放縱。

以上就是關于：交易型受賄能否以“成本價格”確定數額標準問題的內容，如有其他疑惑，可以隨時咨詢我們的刑事律師團隊為您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