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實踐中，涉案財物的審理往往被控辯審各方忽略或者只被粗放式處理。但這一問題卻常常涉及刑法和民法的直接交鋒，涉及懲罰犯罪與保障公民財產權之間的界限。

《刑法》第64條規定，“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這里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該如何理解？如果將所有犯罪過程中涉及的被告人財物一律沒收，甚至會有侵害被告人財產權之嫌。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被告人在自己居住的房屋內非法拘禁他人，且無其他嚴重情節，法院如果因此將被告人的房屋認定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并判決予以沒收，這樣的判罰明顯過于嚴苛。

因此，我們要厘清刑法中“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與罰金刑、沒收財產刑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合理約束。
 

“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不是一種刑罰

刑罰，是國家為了防止犯罪行為對法益的侵犯，由法院根據刑事立法，對犯罪人適用的建立在剝奪性、限制性痛苦基礎上的最嚴厲的強制措施【張明楷：《刑法學（第六版）》上冊，第667頁】。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即“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如果認為“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屬于刑罰，那就當然要適用“罪刑相適應原則”對其進行約束，當財物的價值與被告人罪行不協調時，便不應沒收。然而，這種沒收制度是否屬于刑罰？

《刑法》第三章規定了刑罰的種類：第33條規定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第34條規定附加刑包括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其中的“沒收財產”在第59條，即“沒收財產是沒收犯罪分子個人所有財產的一部或全部”。 

第64條是在上述第三章之外單獨規定的，包括對于“違法所得”“被害人的合法財產”“違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的處理。因此，從刑罰體系來看，“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是被排除在刑罰之外的。或者說，“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中的“沒收”，不是沒收財產刑中的“沒收”。

任何刑罰都是對合法權益的剝奪或限制，以此讓犯罪人感受到痛苦。比如，作為刑罰的“沒收財產”，其范圍是與犯罪無關的合法財產，意在增加犯罪人的負擔。但“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是與犯罪有關聯之物，其已經處于不法狀態，對其沒收是為了防止犯罪人未來利用該財物犯罪，恢復合法秩序。 

科處刑罰的前提是被告人完全符合犯罪構成，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缺一不可。但“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中的“犯罪”是不法意義上的“犯罪”，其不必然要求責任要素。比如，精神病人不具備有責性，不能科處刑罰，但為預防危險，對于其專門用來殺人的菜刀，仍有必要沒收。

由此看來，“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不是刑罰，自然也可以不受“罪刑相適應原則”約束。事實上，刑法第64條“應當”予以沒收的規定，也排除了法官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進行裁量的空間。因此，我們必須從其他角度對“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進行約束。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與“違禁品”相當

違禁品是指毒品、槍支、彈藥等禁止個人持有的物品【張明楷：《刑法學（第六版）》上冊，第825頁】。《刑法》第64條中，“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是與“違禁品”并列規定的，根據同類解釋規則，對二者的解釋也應當是相當的。 

何為相當？在性質上，二者本不相當，“違禁品”自始不屬于合法財產，如毒品，但“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在用于犯罪之前本應屬于合法財產，如印刷機；在用途上，二者應作相當的解釋，違禁品幾乎專門或主要用于犯罪。因此，“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也應當解釋為“專門或主要用于犯罪”的財物，如專門用于印假幣的印刷機。

是否屬于“供犯罪所用”，要分析其實際的、主要的作用。比如，被告人用手機在微博上散布誹謗信息，如果這部手機的存在就是為了散布誹謗信息，或者將其用于散布誹謗信息的比例大于用于日常生活的比例，那么應將其認定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但如果該手機主要是用于日常生活，只是偶爾發布誹謗信息，那么很難說這部手機是“供犯罪所用”的，不應沒收。

我國有司法解釋印證了上述觀點。《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第2款規定，“賭博犯罪分子所有的專門用于賭博的資金、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等，應當依法予以沒收”。《刑事審判參考》中也曾有觀點認為：“對于那些主要用于日常生產生活、只是偶爾為犯罪所用的財物進行沒收，有違沒收制度之本意。”【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第二庭編：《刑事審判參考》2005年第 4 集（總第 45 集），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8 頁。】 

因此，“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在用途上應與違禁品相當，即專門或主要用于犯罪活動。
 

什么是“本人財物”

刑法將沒收的供犯罪所用的財物限定為“本人財物”，筆者認為，這是為了貫徹罪責自負原則，避免傷及無辜。故對其應作如下理解： 

被告人單獨擁有所有權的財物，當然屬于“本人財物”；

被告人與他人共有的財物也應當屬于“本人財物”，否則在我國“夫妻共同財產制”之下，“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將名存實亡，但此時需要按照民法中的共有制度進行分割，以保障其他共有人的權益；

善意第三人的財產不屬于“本人財物”。被告人占有的第三人財物，或犯罪后轉讓給第三人的財物，原則上不應沒收，除非該第三人故意為其提供用于犯罪的財物，或故意幫助其轉移用于犯罪的財物。 

比如，專門用于賭博的資金，應當予以沒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將其財產支付給第三人作為其應當正常支付的醫療費、律師費或日用生活品支出等，其也得到了醫療服務、法律服務或商品，那么該資金便不應予以沒收。一方面，這部分費用已經不與“違禁品”相當，更重要的是，善意第三人財產權應當得到保護。

本文的觀點
 

“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不是刑罰，無法通過“罪刑相適應原則”進行約束，但可通過縮小解釋來防止其對被告人合法財產的侵害。

“供犯罪所用”是與“違禁品”相當的、專門用于犯罪的財物；對個案中“本人財物”進行分析時，要注意對第三人合法權益的保護。

如果不滿足上述要求，即便是一根針、一絲線、一張紙，也屬于被告人或第三人的合法財產，不得沒收。（轉載自海揚刑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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