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網銀、微信、支付寶為代表的移動支付手段越來越普及和發達，必然會有一些不法之徒，利用移動支付手段的方便快捷，實施非法占有財產的犯罪活動。南京刑事律師作為刑事領域的專業律師，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在涉及移動互聯網支付的時候，盜竊和詐騙如何區分基界限以及定罪量刑，既是刑事理論界深入研究的話題，也是辯護律師在實務中應當注意的問題

　　

　　盜竊罪和詐騙罪在入罪追訴起點上是有很大的差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盜竊的數額滿人民幣一千元，詐騙的數額滿人民幣三千元，分別達到盜竊罪和詐騙罪的量刑起點。最高人民法院同時也允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本地情況制定自身的數額標準。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標準以盜竊兩千元作為數額較大，以詐騙6000元作為數額較大，盜竊和詐騙不滿上述數字的，將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南京刑事律師認為，盜竊罪屬于秘密竊取的方式，非法占有公私財物，受害人并沒有交付財物的主觀意愿；詐騙是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誘使受害人違背自己的真實意思表示而交付財物，受害人在交付財物的當時是具有交付財物的主觀意愿的，也知道自己正在處分相關財物這一事實。目前對詐騙罪和盜竊罪的區分主要是針對詐騙罪和盜竊罪的實施手段。在傳統的意義上，受害人是需要具備處分自己財物的主觀意愿的，雖然這一處分并非受害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受到欺騙之后，相信自己處分財物的行為可以獲得某種利益或者實現某種目的，從而錯誤的交付財物，但仍然與盜竊罪受害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財物已經被竊取有著本質的不同。

　　

　　然而這一傳統觀點，在目前移動互聯網發達的情況之下，已經受到了重重挑戰。比如，受害人可能受到詐騙犯的引誘欺騙，錯誤的認為自己正在輸入的是所謂的驗證碼而不是轉款的數額，從而違背自己真實意愿將款項打入騙子的賬戶。雖然受害人的行為具有自愿的外觀，但絕非真正的自愿處分自己的財產，也不具有處分意識。有些法學專家一味強調，詐騙罪和盜竊罪的本質區別是詐騙罪的受害人具有處分財產的處分意識，但實際上在銀行轉賬和微信、支付寶等新型支付行為中，支付是由終端機或者手機的程序自動完成，客戶只需要輸入賬號和密碼，因此對于其轉賬的整個過程，在細節上無法把握，而祇有十分粗疏的了解，很多的此類詐騙行為并不需要有當事人的處分意識，而只需要當事人作出足以導致款項支付的錯誤行為。實際上，即使當事人當時真的愿意向對方支付款項，那也并不是當事人真實的意愿，在詐騙類犯罪中，當事人的所謂真實意愿衹是一種外觀，是基于欺騙而產生的錯誤認識，并沒有認識到其行為的完整含義。因此我認為這種“處分意識必要說”的學術觀點已經不適應目前新形態下的詐騙犯罪。

　　

　　根據目前現行的司法解釋，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應該屬于盜竊罪，但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屬于信用卡詐騙罪。通過各種方式騙取他人通過各種方式騙取他人的轉賬賬號和密碼，在交易平臺中完成轉賬操作，應該屬于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包括撿拾到他人的信用卡在自動柜員機上使用的，也屬于信用卡詐騙罪。這無疑是對所謂“機器不能被騙原則“的極大限制。隨著人類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技術的不斷發達，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交易以電子形式在自動終端上進行，如果固守所謂”機器不能被騙”原則，將使市場交易面臨極大的風險，交易主體的利益無法得到有效保護。從事網絡交易支付服務的各種計算機終端，可以認為是賬戶所有人的電子代理人，對冒用他人賬戶和密碼的行為定為詐騙罪是符合詐騙罪的直接減損原則，也就是必須因為受害人自身的行為，直接導致財產損失，代理人陷于錯誤認識和被代理人陷于錯誤認識在法律性質上應該是等同的。

　　

　　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對于利用技術手段竊取他人銀行賬號和密碼，或者通過發送鏈接等手段騙取他人點開偽造網頁，從而輸入自己的賬號和密碼，再利用竊取的賬號和密碼進行取款的行為，一般認定為盜竊罪。在南京刑事律師所代理的一起案件中，當事人利用偶然得到的他人支付寶密碼，在支付寶中提取款項，被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在同類案件中，有些地區的法院是以盜竊罪追究刑事責任的。除自動取款機之外，我國目前尚未針對其他自動取款或支付的程序終端制定有關詐騙罪的規定。因此，不同地方的法院在將此案件類比于信用卡詐騙或者普通盜竊罪上存在不同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