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南京刑事律師網的南京刑事律師帶來主題是關于：交易型受賄的認定，希望能幫助大家。

　　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利，主動提出或者應允以低價買、高價賣等方式，與請托人進行房屋、汽車等商品交易，從中賺取請托人財物，且數額較大，這類行為就屬于交易型受賄。由于行為人支付了一定費用，并非完全無償占有，能否認定為受賄，爭議較大。實際上，這種行為與貪污行為中的“以無報有、以少報多”一樣，都屬于利用職務便利，達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和典型的受賄行為不同的是，國家工作人員支付了一定的對價，但因此得到了與對價嚴重不相稱的財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利用職務便利，為對方謀取了利益，這種行為同樣具有權錢交易的本質屬性，雙方當事人對此也心領神會，符合受賄罪的主客觀要件，自然應以受賄罪論處。

　　早在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中就已經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物品，只付少量現金。這往往是行賄、受賄雙方掩蓋犯罪行為的一種手段，情節嚴重，數量較大的，應認定為受賄罪。受賄金額以行賄人購買物品實際支付的金額扣除受賄人已付的現金額來計算。行賄人的物品未付款或無法計算行賄人支付金額的，應以受賄人收受物品當時當地的市場零售價格扣除受賄人已付現金額來計算”。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現實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涉及的物品越來越昂貴，如房屋、汽車等貴重物品;二是判斷優惠購物是合法的還是受賄的，難度越來越大。

　　鑒于形勢的發展變化，為了更加明確此類行為的法律界限，2007年《意見》對此作了進一步規定，將交易型受賄概括為三種，一是低價買人，即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汽車等物品的;二是高價賣出，即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出售房屋、汽車等物品的;三是其他非正常交易，即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的。最典型的是，以低價值房屋、汽車等物品置換高價值房屋、汽車等物品。

　　在實踐中，房屋、汽車等商品價格多樣，存在成本價、優惠價、市場價等多種價格，究竟應當以哪一種價格作為判斷差價的標準，對此實踐中有不同認識，在起草2007年《意見》的過程中，各方也存在認識分歧。

　　一種意見認為，應以成本價作為判斷標準，只有在虧本銷售中的虧本數額才一能認定為受賄數額，否則是讓利銷售，不屬于受賄。其理由是：讓利銷售，是指將商品銷售中的可得利潤全部或者部分讓掉，以成本價或略高于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的銷售方法。讓利行為屬于一般商品買賣活動中的常見促銷手段，而讓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購買者也是不確定的，因此，所讓之利并非《刑法》規定的“他人財物”。相反，將商品以低于商品成本的價格虧本銷售給購買者的，對于低于商品成本的那部分數額，應認定為受賄數額。因為這部分數額不屬于讓利銷售中的利潤部分，而是商品銷售者自己的合法財產，受賄人以低于成本的價格購買商品，實際上是讓商品銷售者變相承擔了低于成本價的那部分數額，亦即變相將出賣方的財物據為已有，屬非法收受他人財物。

　　按照這種意見，將不適當地抬高此類受賄罪的定罪門檻，對于房屋等商品，成本價和市場價相差非常懸殊，依此標準，很大一部分的受賄罪將不能得到依法追究。

　　另一種意見認為，應當用市場價做判斷標準。理由是，流通領域的商品在市場中現出來的是市場價值而不是成本價值，以成本價作為衡量是否構成受賄罪的基準沒有理論依據，而以市場價作為衡量是否構成受賄罪的基準是實踐中通常的做法，是符合市場規律的。以交易形式收受財物，行為人實際獲取的好處是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以此認定受賄數額符合《刑法》規定，也與受賄犯罪的其他形式數額認定保持一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王閱題的解釋》第5條第一項第1款規定，流通領域的商品，按市場零售價煦中等價格計算;屬于國家定價的，按國家定價計算;屬于國家指導價的，按指導價的最高限價計算。該司法解釋雖然只是規定了盜竊案件中的商品價值如何認定，但法理是相通的，受賄案件中的商品房的價值同樣應當以市場價值即評估價值來認定。從情理的角度來看，房地產開發商作為一個市場主體，所從事的市場行為是為了獲取利潤而非保住成本，成本是開發商的實際財產，而利潤是其期待利益，這一期待利益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如果買賣雙方依照市場規律進行交易，期待利益就可以轉化為實際利益。正是因為一方當事人以權力為籌碼，才使相對人愿意將現實的期待利益作為交換的等價物。①因此，作為期待利益的利潤理應成為受賄數額的一部分，此類受賄應當以市場價作為是否構成受賄罪的基準。

　　經研究，“成本價”或者“象征性價格”，不當地抬高了此類受賄罪的定罪門檻，對于房屋等商品，成本價和市場價相差非常懸殊，依此標準，很大一部分的受賄罪將不能得到依法追究，相比之下，市場價格更具實踐合理性，也更具包容性，市場價格波動較大的，可以通過專業機構對一個掛定時點物品戰價格進行評估，得出一個相對確定、合理的價格，故2007年《意見》規定，“受賄數額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

　　個重要標準，就是交易價格與市場價格明顯背離，包括明顯高于市場價格，也包括明顯低于市場價格。實踐中，應當如何判斷是否“明顯”呢?對此，既要考慮相差的金額數，又要考慮相差的比例數。

　　首先，相差的金額必須較大。交易型受賄屬于受賄犯罪的一種，同樣要求數額較大。我國目前對情節一般的受賄犯罪立案標準是5000元，因此，如果只是收受一筆的，相差的金額應當至少在5000元以上才能構成犯罪;如果是多次收受賄賂，特別是多次采取交易形式受賄的，則每筆受賄金額不一定必須要達到5000元，但也不能要求太少。

　　其次，相差的比例較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優惠讓利是一種正常而普遍的銷售方式，法律不能在懲治受賄的同時剝奪國家工作人員正常的優惠購物權利。鑒于此類交易行為的對象多為房屋、汽車等大宗貴重物品，稍微降低幾個百分點，數額即可能達到數萬元甚至數十萬元，如果不看具體比例，就以受賄論處，很可能會將一般的優惠購物與受賄混淆，不適當地擴大打擊面。

　　在具體判斷是否明顯背離市場價格時，應當綜合衡量絕對金額和相對比例兩方面因素，不可片面化、絕對化。

　　2007年《意見》規定，“根據商品經營者{j壹塑各種優惠交易釜住—以優惠價格購買商品的，不屬于受賄”。

　　有學者認為，該規定在文字表達上是不全面的，只強調了“優惠交易條件必須是經營者事是設定的”，而未提到這些優惠條件必須是針對特定人的，即面向社會公眾的，這就會給司法實踐帶來認定難題，也會給犯罪嫌疑人留下規避法律制裁的空間。在當前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的方式中，除了官員個人受賄的形式外，還普遍存在一種部門工作人員“集體”受賄的形式，如房地產商為了方便手續的辦理或者降低稅費成本，很多時候會采取向主管機關和職能部門集體出售低價商品房的方式達到目的。這種方式表面上看是“經營者事先設定的優惠條件”，但它卻是針對特定人的，而且是不向社會公開的。按照2007年《意見》的規定，此類“優惠交易”行為是不能以受賄犯罪論處的。但是按照現行《刑法》對受賄犯罪的規定，此類行為也是應當給予處罰的。

　　我們認為，應當全面理解2007年《意見》所規定的“優惠購物不算受賄”。2007年《意見》關于該部分內容的完整表述是，“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與實際支付價格差額計算。前款所不針對特定人的最低優惠價格。根據商品列市場價格包括商品經營者事先設定的經營者事先設定的各種優惠交易條件，以優惠價格購買商品的，不屬于受賄”。換言之，“優惠購物不算受賄”應當同時符合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優惠交易條件必須是經營者事先設定的，二是這些優惠交易條件必須是不針對特定人的，即面向社會公眾的。2007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負責人就《意見》答記者問時，明確指出：“根據商品經營者事先設定的、不針對特定人的各種優惠交易條件，以優惠價格購買商品的，不屬于受賄。

　　對于實踐中存在的商品經營者向政府職能部門和主管機關所屬的全體工作人員實施“定向優惠交易”的情況，不能一概認定為受賄或者單位受賄，也不能一概認定為不構成犯罪，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例如，房屋銷售商針對甲單位的全體工作人員實施“定向優惠”，能否認定甲單位構成單位受賄，一是要看甲單位是否利用職權給該房屋銷售商謀利，如果甲單位的職權與房地產銷售并無關系，或者并不能證實甲單位利用職權為該房地產商謀利，就不屬于受賄;二是看“定向優惠”的原因，實踐中存在一些單位為給本單位職工謀福利，與房地產商聯合建房，并利用有關政策或者經過有關部門批準在地價、稅費等有關費用上享受了優惠，從而使房地產商作出“定向優惠”的規定，這種情況下有可能涉及違紀違規建房，但一般不屬于單位受賄。當然，如果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以2007年《意見》第1條規定的交易方式，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有可能構成單位受賄罪。

以上就是關于：交易型受賄的認定的內容，如有其他疑惑，可以隨時咨詢我們的刑事律師團隊為您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