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刑事律師多年來從事毒品死刑辯護案件，具有非常豐富的辯護經驗。毒品案件的死刑復核，具有死刑復核的一般特征，也有毒品案件的特點。導致毒品案件改判的原因不外乎是以下幾點：原判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死刑復核期間發現了新的足以影響定罪量刑、從而導致死刑改判的事實和證據；原判認定事實正確，但是量刑不當、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發現原審存在違反法定程序，需要發回重審的情況。在這些情況當中，原判認定事實正確但量刑不當依法不應當判處死刑的情況，在實踐中存在一些特殊的規則和實務做法。南京刑事律師，對于自己所承辦的死刑復核案件以及多方搜集的案例進行了研究和歸納，總結出實務中的普遍做法和規則。

　　

　　根據相關的法律法規規定，毒品刑事犯罪死刑復核一般具有如下準則：在涉毒犯罪被告人定罪量刑時，特別是在考慮是否對其適用死刑這一最嚴厲的處罰的時候，需要結合多種因素進行判斷，比如做販運或者制造毒品數量、犯罪情節輕重、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大小、是否有毒品犯罪前科和累犯等、以及當地的具體禁毒情況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販賣或者運輸制造毒品數量已經達到犯罪地實踐中實際認可的死刑立即執行標準，但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或者符合在實務中通常認可的酌定從輕處罰情節，可以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代之以死緩或者無期徒刑；同時，對販賣運輸毒品的數量接近但并未達到當地實際認可的死刑立即執行的數量底線，但具有從重處罰情節的，如累犯、毒品前科等，或者毒品數量超過了當地的毒品死刑立即執行底線，且沒有法定或酌定從輕減輕處罰的相應情節，一般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一、毒品數量已經達到當地實際執行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標準，但是具有法定或者酌定的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被告人不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1、如果被告人具有自首情節，可以不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比如，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或者僅因為形跡可疑被公安機關留置盤問，向公安機關如實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的，以自首論。

　　

　　2、如系毒品案件的從犯，可以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如果被告人既不是販運或者制造毒品的犯意提出者，在毒品犯罪中也不處于組織領導的主要地位，僅僅是毒品馬仔或受販毒貨主邀約，協助販賣、運輸毒品，在刑事犯罪過程中只起到次要作用或者輔助作用，不認定為主犯，即使販毒數額特別巨大，也可以考慮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3、如果對自己的犯罪具有立功、坦白情節，或者其他認可的酌定量刑情節的，也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比如在南京刑事律師承辦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王某販運毒品的數量已不但達到了當地實控的“死立執”標準，也超過了另一主犯張某的販運輸量，但王某到案之后，主動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舉報其他販毒同案犯，其中提供的部分新情況是公安機關原來尚未掌握的，王某的交代，對最后查清全案事實、順利偵破案件并抓獲全部犯罪嫌疑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南京刑事律師認為其構成立功，法院最后采納了南京刑事律師的意見，對其改判死緩。

　　

　　二、確系受別人雇傭，而從事相關販運毒品的活動，可以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對其免除死刑立即執行。

　　

　　一些案件中，刑事律師如果能提出充分的證據證明，或者根據現有證據無法排除被告人系受他人指使、雇傭而從事販運毒品的活動，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小于其他同案犯，且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好，依法對其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早些年，我國的刑法對于受雇運輸毒品的犯罪分子判刑相當嚴厲，被判處死刑的案例也很多。但近些年來，在司法實踐中，尤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量刑意見中，都特別提出，對受雇運毒的被告人判處刑罰時，應當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有所區別。作為毒品犯罪集團的馬仔運送毒品的行為與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等核心環節相比，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同時受雇運送毒品的人員也不是十惡不赦的大毒梟，而往往只是一些邊境地區的農民、工人或者無業人員，家庭情況一般比較困難，其主觀惡性相對較小，所獲酬金相對于毒品的巨額價格來講也相對微薄，對其判處死刑可不予立即執行。

　　

　　三、如果系毒品摻假之后才達到死刑標準，或者新型毒品成分復雜，必須做進一步鑒定才能明確其有效成分的，在判處死刑時需要特別慎重。

　　

　　1、如果毒品中大量摻假，導致其有效毒品含量事實上未達到實際認可的死刑標準時，此時一般不判處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這是因為，雖然刑法規定對毒品數量不以純度折算，但這是考慮到毒品的入罪標準而不是死刑標準。在確立死刑標準時，仍應考慮到毒品的純度和有效成分，從社會危害性的角度綜合判斷。

　　

　　2、有些新型毒品屬于成分復雜的復合型毒品，不能按照單一毒品的量刑標準對其進行量刑，且有些毒品由于比較罕見，尚未形成成熟的司法實踐以認定其判處死刑的具體適用標準。因此，司法機關應當并綜合該案的諸多因素，在對該毒品的成分、含量等進行鑒定后確定是否適用死刑，尤其是考慮毒品成癮性、戒斷的難易程度以及吸食該種毒品將可能給社會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在對此類案件適用死刑時應當慎重。

　　

　　四、有些案件存在特情人員涉入的因素，由于特情人員經常存在誘惑偵查的情況，最高人民法院曾經在涉毒量刑相關會議紀要時指出，如果其犯意系因特情誘惑偵查而引發，則一般對其不判處死刑。這是因為如果其犯意的引發和特情的偵查行為有關，則其在無特情引誘下的犯意和社會危害性有可能不像實際實施的那么大，法院必須考慮這一因素，才能兼顧社會公平正義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如果有證據證明，在涉毒犯罪中存在特情人員對于被告人進行犯意引誘，導致其實施遠遠超過其本來有可能實施的數量的涉毒犯罪，或者不能排除這種可能的，一般在司法實務中應當作留有余地的判決。

　　

　　五、有些販毒罪犯的同案犯在逃，由于在逃無法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并和本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證，從而對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無法確定。在這種情況下，無法確認被告人是否是本案的首犯、主犯或者從犯，認定其社會危害和罪行及其嚴重的證據不足，需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可對其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六、對于一些共同犯罪而言，剛剛達到當地實際認可的死刑數量標準，但并無法證明或區分各犯罪被告人的責任大小，或者就已有的事實或證據而言，各犯罪被告人責任相當，這種情況之下，可不判處被告人死刑。比如，在南京刑事律師辯護的一起案件中，各犯罪被告人之間均有親友關系，三人因為同時產生販賣毒品的故意而臨時結成犯罪團伙，均系積極主動參加犯罪活動，被告人姜某系初犯，在本案各個被告人在犯罪中所起的角色作用基本相當的情況之下，結合本案中的毒品大部分未流入社會，對社會所產生的實際危害與流入社會的毒品有所區別，法院采納南京刑事辯護律師的意見，對被告人張某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

　　

　　七、刑法的原則不單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在執行過程中，還要兼顧人道主義原則。如果一家幾口均參與販運毒品的犯罪，依法均可以對其判處死刑的，不宜對所有家庭成員同時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中所起的作用較低、犯罪情節相對較輕、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的罪犯，可以酌情從輕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