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由于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而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的法治意識和經營行為的規范性尚待提高，常常一不小心就觸犯了刑律，受到法律的嚴肅追究。作為專業的刑事律師，而是保障被告人的人權和訴訟權利，確保其免受刑事追訴或受到較輕的刑事追訴。企業家刑事辯護涉及到企業家人身自由、財產權利甚至生命，作為越來越突出的一塊律師業務領域，在處理相關刑事訴訟業務時，律師需要樹立法制意識、職業意識、使命意識，不斷提高自己的辯護水平。南京刑事律師作為刑事辯護領域的專業律師和省級律師事務所刑事辯護部門的負責人，對這個問題形成了自己比較深入的看法。南京刑事律師認為，開展企業家刑事辯護，一定要立足于“關切”。那么，如何體現和做到“關切”呢？

　　

　　首先，辯護律師要感同身受地了解民營企業家身陷囹圄后的出境。自從當事人身陷囹圄之后，可以說就成為了最嚴厲的社會規范——刑法的打擊對象，對某些著名案件來說，當事人甚至會成為全社會的眾矢之的。這種情況下，如果連辯護律師都不關切當事人，無法為當事人提供法律上和情感上的支持與協助，當事人將面臨極度失望、甚至精神崩潰的境地。最近幾年來，隨著反腐進程的不斷推進，大量官員落馬，牽連出和他們之間有權錢交易的許多企業家也遭受到刑事處罰。我們對這些淪為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當事人，首先要做到關切。在關切之余，就是要對相關的罪與非罪、一罪還是數罪、此罪還是彼罪的問題做到心中有數，脈絡梳理清楚。不能讓民營企業家因為經營過程中只承擔行政責任或者民事責任的行為，最終卻承擔了刑事責任，這不符合法治的原則和精神。

　　

　　其次，辯護律師一定要認識到，民營企業家在整個社會發展中，對于社會的重大貢獻。民營企業家在我國的發展和建設過程之中，特別是在經濟轉型和經濟危機的時候，為了穩定國民經濟，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發展國家綜合實力，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一貢獻是不容否定的，也是不能否定的。當然在民營企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經營不規范的行為，無可否認的是，這也與我國早期的創業環境、經商環境密切相關，特別是和法制不健全、少數領導干部貪污腐敗消極現象有關。民營企業家違反了法律，應當受到追究，但是需要歷史地辯證來看待這個問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第三，對于民營企業的所謂原罪，需要正確的認識。社會上經常說，民企有所謂原罪，這樣說是不準確的。有些民營企業就不一定有原罪。即使對于那些有原罪的企業，也需要正確地認識，辯證地看待。很多民營企業在發展之初，第一桶金或者第二桶金的時候，鉆了法律的空子，或者打了法律的擦邊球，但之后也通過管理規范化逐漸轉型成為正規的守法企業。對這種現象，應當如何看待？辯護律師的主要職責是針對此次公訴機關的指控，全面審查相關證據能不能夠證明待證事實，能不能夠形成完整且互相印證的證據鏈，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有效的辯護策略。只要所謂原罪沒有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或者被公訴機關提出公訴，則辯護律師在辯護時，不應考慮所謂原罪的問題，更不能戴著有色眼鏡看待民營企業家，認為所有民營企業家存在著犯罪的基因和原罪的污點。如果這樣，是做不好有關的辯護工作的。

　　

　　第四，辯護律師需要深刻認識轉型中民營企業的發展。對民營企業的發展，我們必須要正確看待，不能夠主觀的要求它必然符合我們先入為主的設置的一些標準。中國現在能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無法和廣大民營企業的貢獻相分割的。中國在二三十年的時間段里面的跳躍式發展，甚至已經超過了很多國家上百年的發展，必然出現大量具有轉型時期特殊性的問題。所以辯護律師需要認識到很多民營企業家的經濟行為，有些屬于其個人行為，有些則是屬于在特定的制度和體制下所普遍存在的行為。即使這些行為在刑法評價上已經符合了構成犯罪的條件，但實際掌握的司法政策仍然有可能根據其情節輕重的不同給予不同的處理，情節較輕的，有可能不予起訴，甚至不認為構成犯罪。

　　

　　第五，辯護律師走入民營企業家的內心。辯護律師要讓涉嫌犯罪的、被關押在看守所內的民營企業家感受到溫暖。辯護律師要讓民營企業家感受到，雖然他可能已經違法犯罪了，律師仍然，對這個情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有針對性的評估，這樣既會對他產生一定的安慰作用，讓他正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性質，又有利于辯護律師和當事人之間建立信賴關系。辯護律師對民營企業家在轉型時期的發展，對他們的成績要充分的肯定，對他們的問題要實事求是的予以評價，對他們的行為要從事實證據方面加以厘清，不能首先帶著偏見和誤解。只有我們走進了民營企業家的心里，我們才能夠真正做好民營企業家的辯護人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