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詐騙案中底層員工司法寬宥路徑探析：以不起訴、免罰與緩刑為視角

　　在電信詐騙犯罪中，底層員工的法律責任認定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近年來，司法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時，逐步形成“分層處理、寬嚴相濟”的司法理念，對情節輕微的底層員工采取不起訴、免于刑事處罰或適用緩刑等措施，既體現法律威懾力，又彰顯司法溫度。本文結合典型案例與法律依據，對此類情形進行系統分析。

　　一、法律依據與司法原則

　　根據《刑法》第27條，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刑事訴訟法》第177條明確，對犯罪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小的案件可作不起訴處理。最高法發布的典型案例亦強調對未成年人、學生等特殊群體需綜合考量犯罪情節與悔罪表現，避免“一刀切”。

　　二、不起訴的典型情形與案例

　　1. 法定不起訴：不知情或情節顯著輕微

　　若員工對詐騙活動不知情或參與程度極低，檢察機關可直接作出法定不起訴決定。例如，山東冠縣女大學生劉某在朋友誘騙下提供銀行卡用于轉移詐騙資金，雖涉案流水達49萬元，但因系在校學生、初犯且退贓認罰，檢察機關最終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

　　2. 酌定不起訴：認罪悔罪與情節輕微

　　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且有自首、退贓等從寬情節的，可適用酌定不起訴。福建某案中，員工劉某某提供5張銀行卡幫助洗錢，因自首、認罪認罰且系初犯，檢察機關認定其“情節輕微”并作出不起訴決定。

　　3. 存疑不起訴：證據不足或責任不明

　　當員工行為與詐騙結果因果關系難以證明時，可能適用存疑不起訴。例如，某員工僅參與電話催收，未直接實施詐騙，因無法證明其主觀明知犯罪，最終未被起訴。

　　三、免于刑事處罰與緩刑的適用

　　1. 學生與未成年人特殊保護

　　湖北鄖西縣兩名高中生小張、小李誤入電詐團伙撥打詐騙電話，因系未成年人、初犯且認罪態度良好，檢察機關召開聽證會后作出不起訴決定，并通過“以案釋法”進行教育。類似案例中，在校學生孫某某因出售銀行卡被查，但因學業表現良好且退贓，最終免于刑罰。

　　2. 從犯地位與輔助作用

　　底層員工若僅承擔輔助性工作(如撥打電話、提供技術支持)，通常被認定為從犯。福建某案中，員工汪某某參與網絡貸款APP催收，因系從犯且坦白認罪，法院判決免于刑事處罰。

　　3. 退贓退賠與修復社會關系

　　積極退贓是減輕處罰的關鍵因素。在最高法公布的申某濤案中，被告人通過退賠獲得從寬處理;河南某案中，員工馬某某退繳全部違法所得并取得被害人諒解，最終免于刑罰。

　　四、司法實踐中的爭議與平衡

　　盡管寬宥政策有利于挽救誤入歧途的底層員工，但需警惕濫用風險。司法機關需嚴格審查以下要素：

　　主觀明知程度：是否明知參與詐騙活動;

　　行為參與深度：是否直接實施詐騙或僅提供邊緣幫助;

　　社會危害性：涉案金額、被害人損失及社會影響。

　　例如，招募未成年人實施詐騙的主犯即使認罪，仍可能被從重處罰。

　　五、結語

　　電信詐騙犯罪治理需兼顧打擊與挽救。對底層員工的司法寬宥，體現了刑法“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亦需通過普法教育、企業監管等多方協作，從源頭減少犯罪誘因。正如檢察官警示：“網絡安全無小事，唯有保持清醒頭腦，方能守護好人生防線。”(作者刑事辯護律師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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