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人工智能， 其實質主要是研究、開發用于模擬和擴展人思維的一整套方法和技術理論，其特點主要是模擬與海量運算， 而海量運算主要立足于大數據。大數據特點是匯集海量數據，其復雜程度甚至無法用人腦或者一些簡單的軟件進行處理，只能通過相關大數據處理軟件，并在合理時間內，對這些數據進行處理，并從中擷取信息。大數據的出現，給人們處理和提取信息的模式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也給當今社會的法律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雖然我國刑法和其他法律法規對于維護計算機設備及其存儲信息的安全做出了許多具體規定，但是法律由于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和滯后性，法律的調整不能完全跟上信息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步調，從而給一些違法犯罪份子利用法律漏洞大肆侵犯知識產權甚至破壞計算機系統的正常功能、盜取個人隱私和商業機密留下了“后門”。南京刑事律師作為刑事領域的專業律師，對于計算機領域的違法犯罪具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就這個問題與大家討論分享如下。
　　
　　首先，南京刑事律師認為，現行法律對于計算機信息系統的保護力度和保護措施是明顯不足的。在數據安全上， 雖然在相關領域也有明確規定， 如修改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 不過相關法規也只是局限于商業數據， 對于其他類型的數據， 刑法并沒有完善保護措施。而在人工智能時代的今天， 大數據較為特殊， 它同商業數據也還有一定的差異性， 這兩者之間無論在概念上， 還是在本質上都有著不確定性。畢竟大數據只是一個概念， 它包含著不同領域的數據， 其范圍龐大從而加大了刑法的管理難度。為此， 許多不法技術分子就可以通過對海量數據的挖掘， 比如網絡爬蟲等互聯網技術來獲取相關數據， 繼而分析數據， 從中得到所需要的商業機密。在這方面，我國法律的保護力度往往是嚴重不足的。存在了這么一個現象，也就是不偷而直接獲取。雖然從手段上來說， 這樣的獲取渠道光明正大， 實際上已經嚴重地侵犯了數據所有者的基本利益，有甚者還可以毀掉一個公司， 當然這對知識產權也是一種傷害。由于沒有明確的規定， 法律是無法規范地制止這一盜取行為， 這便造成了對于大數據安全的管理空白， 這一空白的填補， 需要相關部門給于完善以及社會監督；結構性數據與非結構性數據的差異， 也讓實際數據的歸屬權出現模糊現象， 數據的生產可能還來源于多個方面， 歸屬權的不明確， 也加大了法律對于大數據安全的監管。故此， 我們可以說， 就人工智能的現階段， 我國刑法對于大數據安全的打擊力度是遠遠不夠的。
　　
　　其次，縱觀當前， 大數據被廣泛運用于不同的領域， 例如交通管理部門， 氣象部門以及一些私人企業。在大數據技術逐步普及的情況下， 人們在享受數據資源帶來的便利時， 也會出現對數據的濫用。相關數據的濫用無論對于國家， 還是私人都會造成一定的影響。這無疑是對刑法的一種挑戰。面對人工智能時代大數據所帶來的風險， 刑法目前沒有限制。而其它法律雖然有一定的規定， 但是也不太完善。眾所周知， 我國刑法對于計算機信息的相關保護， 有著二元劃分的特點。也就是將計算機保護分為專屬罪名與特定信息數據罪名這兩大類。前者的保護對象主要針對于計算機系統， 而后者保護對象就相對較多了。例如非法獲取國家機密罪， 商業機密罪等等， 這是一種限制特定范圍的保護， 同時也是一種具有縱向性的保護， 而大數據技術作為一種橫向的思維， 自然不在專屬罪名與特定信息數據罪名這兩大類中， 這就使得刑法對于大數據安全保護范圍出現偏差， 無法可施、無法可依。
　　
　　對于如上的問題，南京刑事律師提出如下建議:
　　
　　對于傳統的信息數據刑法保護模式， 關于“個人隱私信息”的概念雖然有著一定的闡述，但是并不完善。其適用范圍相對于商業秘密而言， 也較為狹隘。在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中， 也對此進行了加強， 不過隨著技術的創新， 刑法修正案所擴展的數據保護范圍還是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 許多應用軟件在對普通用戶的身份進行驗證時， 并不會保護普通用戶的身份數據。
　　
　　身份信息對于用戶來說， 意義巨大， 對于身份信息數據的保護， 我國刑法并未納入相關的規范范圍。這一信息如果被人盜取， 那后果是非常嚴重的。所以在立法時， 建議將身份信息與生活、工作有關的重要數據列入刑法保護的范圍中， 彌補我國刑法對于大數據下數據安全保護不足的問題。除了個人隱私數據的保護之外， 法人的隱私數據也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這些數據安全問題， 也不在刑法的保護范圍中。
　　
　　因此， 基于個人隱私數據來說， 其保護主體范圍應該加大。不過就目前而言， 我國刑法對于該類數據犯罪仍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這就需要相關部門完善該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 加大數據管理力度， 將信息數據作為一種特殊而獨立的法益進行保護， 普及計算機信息數據罪、侵犯公民信息罪等相關罪名， 這樣一來， 也將減少網絡詐
　　
　　騙現象的發生， 這只是針對于短期。而長期以來， 在人工智能的沖擊下， 大數據技術的革新也勢必影響著刑法的修改， 這一點毋容置疑。
　　
　　在傳統情況下， 刑法對數據的保護， 其著力點主要是針對于商業機密。除了商業機密之外的數據保護， 我國法律并沒有一定的規范體系。作為商業機密的企業， 如果其相關數據受到不法分子侵害時， 刑法可以按照侵犯商業機密罪對其進行保護。而除此之外的數據， 刑法就顯得異常之蒼白。因此， 在技術的不斷更新下， 我國刑法應當加強除商業數據外的其他數據保護， 在保護過程中， 由于大數據具有特殊性， 其數據量也較為龐大， 應該嚴格明確數據的主體， 這里的主體有兩個， 分別為所有權主體與使用權主體。只有明確主體后再細化數據管理及控制， 在必要時， 對于網絡數據也要進行擴大解釋。嚴格把關數據采集手段， 例如有些根據網絡爬蟲等技術所采集的數據， 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利益， 這些都應該受到刑法的保護。
　　
　　當然， 由于技術不斷的發展，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 刑法對于數據的保護就不局限于一維保護了。這里的保護應該有著兩個層次。
　　
　　其一，保護數據思維模式; 其二， 保護數據蘊含的思想。由于其范圍較為龐大， 要完善真正的刑法體系還是有著一定難度的。此刻， 就需要廣大公民在利用數據時， 嚴格考慮數據的風險問題， 在收集數據時， 也要做的合法、正當。不過這些都只是治標不治本， 真正能夠克制數據犯罪的， 則是加大我國刑法對數據的保護范圍， 提高數據犯罪打擊力度。當然也不局限于保護個人隱私與擴大數據保護范圍， 其他領域也得需要我們在實際工作或學習中逐步探索， 不過這一條數據保護之路任重而道遠， 需要我們不斷去完善。
　　
　　總而言之， 在技術的不斷創新， 數據量不斷增加的人工智能時代。網絡安全與數據安全已經不容小覷， 數據戰就是商業戰， 數據的濫用也將會危及整個社會的安寧。作為維護社會的保護傘， 我國刑法也應該加強該方面的保護意識，在利用大數據所帶來的便利時， 提高對數據安全的保護范圍， 加大數據安全的保護力度， 普及數據安全的法律知識。而面對日益頻發的網絡數據犯罪案件， 也必須要從刑法立法上對其進行克制， 這樣才能使數據犯罪分子望而卻步， 還社會一片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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