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訴法解釋》新增了第54條規定：對作為證據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訊問錄音錄像，辯護律師申請查閱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對于該規定，有些學者和實務人員將其解讀為：對于訊問錄音錄像，辯護律師只能申請查閱，不能復制。我認為，這一理解是不準確的，該條規定并未禁止辯護律師復制訊問錄音錄像，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0條之規定及刑訴法原理，律師不僅有權“查閱”，而且有權“復制”訊問錄音錄像。

　　一、《新刑訴法解釋》第54條僅規定“查閱”、未規定“復制”，但并未禁止或者不允許辯護律師復制訊問錄音錄像

　　根據起草小組撰寫的《<刑事訴訟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一文，第54條規定“對于查閱申請應當一律準許，但對復制未再作明確要求”。也就是說，《新刑訴法解除》回避了“復制”問題，未作明確規定和要求，但并不能據此推導出禁止或者不允許復制的結論。

　　二、訊問錄音錄像屬于“案卷材料“”證據材料”范圍，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0條之規定，依法應當準許辯護律師“查閱、復制”

　　《刑事訴訟法》第40條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對于訊問錄音錄像是否屬于證據材料、案卷材料，在司法實務部門曾經存在爭議。2014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給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關于辯護人要求查閱、復制訊問錄音、錄像如何處理的答復》認為：案卷材料包括案件的訴訟文書和證據材料。訊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像不是訴訟文書和證據材料，屬于案卷材料之外的其他與案件有關的材料，辯護人未經許可，無權查閱、復制。該批復認為，訊問錄音錄像不屬于“案卷材料”“證據材料”，因而辯護人無權查閱、復制。

　　上述批復，顯然違背了基本的刑事訴訟法原理和常識，因而遭到學術界的批判。眾所周知，訊問錄音錄像和訊問筆錄一樣，都是訊問活動的記錄載體，在證據種類上，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的表現形式;在證明作用上，既可以用以證明案件實體性事實，又可以用以證明偵查訊問的合法性。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0條第1款規定：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

　　訊問錄音錄像怎么會不屬于“證據材料”呢?根據起草小組撰寫的《<刑事訴訟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一文，《新刑訴法解釋》第54條之所以允許辯護律師“查閱”訊問錄音錄像，理由之一是：“對于移送人民法院的錄音錄像，無論是否已經在庭審中舉證質證，無論是直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還是用于證明取證合法性，均應當屬于案卷材料的范圍。”這就明確了一個重大問題：訊問錄音錄像，屬于“案卷材料”“證據材料”范圍。既然訊問錄音錄像屬于“案卷材料”范圍，則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0條之規定，辯護律師不僅有權“查閱”，還有權“復制”，這就是理所當然的結論。因此，決不能認為《新刑訴法解釋》第54條的規定，是禁止辯護律師“復制”錄音錄像。如果這么理解，則該條規定就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40條，是違法的、無效的。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周加海副主任在2022年2月4日的《新刑訴法解釋》發布會上所指出的，作為司法解釋，必須“依法解釋”，“以法律為準繩，在法律框架內進行解釋”，“每一個解釋條文、每一項解釋內容都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符合法律精神”，尤其是涉及到權利限制的，必須于法有據。《新刑訴法解釋》作為司法解釋，只能堅決落實刑事訴訟法要求，而無權修訂法律規定。

　　綜上，對《新刑訴法解釋》第54條的理解，只能認為該條規定對是否準許律師“復制”訊問錄音錄像，未作明確規定和要求，但不能認為該條規定是禁止、不允許辯護律師復制。根據《新刑訴法解釋》第55條，即使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辯護律師也有權“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只是“應當保密”而已。訊問錄音錄像連國家秘密也算不上，有什么理由不允許辯護律師“復制”呢?因此，在司法實踐中，辯護律師根據辦案需要，如果需要申請復制的，還是要積極申請;人民法院對辯護律師的復制申請，同樣“應當準許”。

　　三、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關于辯護律師能否復制偵查機關訊問錄像問題的批復》，已明確準許辯護律師復制訊問錄音錄像

　　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給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關于辯護律師能否復制偵查機關訊問錄像問題的批復》【(2013)刑他字第239號】，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四十七條的規定，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辯護律師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但其中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的，應嚴格履行保密義務。你院請示的案件，偵查機關對被告人的訊問錄音錄像已經作為證據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并已在庭審中播放，不屬于依法不能公開的材料，在辯護律師提出要求復制有關錄音錄像的情況下，應當準許。《新刑訴法解釋》第54條吸收了上述批復的內容，起草小組認為“對于移送人民法院的錄音錄像，無論是否已在庭審中舉證質證”均屬于案卷材料范圍，基于此，未再限定為“已在庭審中播放”的訊問錄音錄像。

　　可見，《新刑訴法解釋》第54條只是修訂了上述《批復》中允許查閱、復制的錄音錄像范圍，取消了“已在庭審中播放”的限制。雖然《新刑訴法解釋》第54條回避了“復制”的問題，但并不能認為是對上述《批復》中允許辯護律師復制錄音錄像內容的否定。根據《新刑訴法解釋》第655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發布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新刑訴法解釋》第54條與《批復》的沖突，在于第54條修訂了錄音錄像的范圍、取消了“已在庭審中播放”之限制，但并未否定上述《批復》中允許律師復制錄音錄像的內容，因而該《批復》在被明令廢止前，其關于允許律師復制錄音錄像的相關內容仍然合法、有效。

　　辦案機關不能以“防止錄音錄像廣泛傳播”為由限制辯護律師復制訊問錄音錄像

　　根據起草小組撰寫的《<刑事訴訟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一文，《新刑訴法解釋》第54條之所以沒有明確規定“復制”問題，是因為：“較之一般證據材料，訊問錄音錄像確實具有一定特殊性。特別是作為證明取證合法性的錄音錄像，可能涉及到偵查辦案的策略方法，也可能涉及到其他關聯案件和當事人隱私，一律允許復制，恐難以控制傳播面以及一旦泄露可能帶來的影響”;且“從實踐來看，允許查閱，即可以滿足辯護律師的辯護需要，充分保障其權益”。

　　以上述理由來剝奪、限制辯護律師對訊問錄音錄像的復制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一是如前所述，即使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的案卷材料，辯護律師為了行使辯護權，也是有權查閱、摘抄、復制的，只不過具有保密義務。訊問錄音錄像同理，有什么理由不允許復制呢?

　　二是不能以“難以控制傳播面以及一旦泄露可能帶來的影響”為由來剝奪、限制辯護律師對案卷材料的復制權。如果這個理由成立的話，則不僅錄音錄像，其他案卷材料同樣存在類似風險，是不是都可以隨意禁止律師復制?如此，則辯護律師閱卷權危矣!

　　三是對于律師不當泄露、披露案卷材料的問題，相關法律、法規和行業規范已有明確約束，不能以此為由限制律師對案卷材料的復制權。《律師法》、司法部《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全國律協《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等，均對律師“違反規定披露、散布不公開審理案件的信息、材料，或者本人、其他律師在辦案過程中獲悉的有關案件重要信息、證據材料”的行為，有明確的禁止和處罰規定。《新刑訴法解釋》第55條也有類似規定。實踐中，也有律師因此受到懲戒、處罰。但這和司法機關是否允許律師查閱、復制案卷材料，完全是兩個問題。如果這個理由成立，是不是其他案卷材料，也可以以此為由禁止、限制律師復制?則辯護權危矣!

　　四是僅允許查閱即“可以滿足辯護律師的辯護需要，充分保障其權益”的說法不能成立。首先，從實踐需求看，多數案件的訊問錄音錄像數量眾多，看一遍往往曠日持久，單純允許律師前往法院查閱，如果不是草草收場，對律師和法院而言都是一個不小的負擔。而允許復制回來，辯護律師就可以自主安排查看的地點、時間，才有可能仔細地將錄音錄像與訊問筆錄進行核對，從而保證查看的效率和質量。其次，司法機關必須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和要求，不能打折，不能以某種限制措施也“可以滿足辯護律師的辯護需要”來論證其合法性。如果此點理由成立，則對其他案卷材料，法院也可以適用同樣的邏輯，僅允許辯護律師“查閱、摘抄”，不再允許“復制”，豈不是亂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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